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

人质的名义

首发博谈网

中共,一个残害中国人最多的团伙,最喜欢拿中国人民的名义来作恶,攫取政权以来,多少罪恶以人民的名义行之,一个洗脑宣传,粉饰腐败的电视剧也要命名为人民的名义。人民确实只是一个名义,而实质就是一个个人质,连证件上的居民身份都算不上,更奢谈公民身份了。没有得到民众授权的专制政府,依靠暴力机器维持统治,口中常说出人民的名义,其实要说的就是人质的名义。

底层的弱势群体,没有利用价值的,党国不管不顾,就等着自生自灭,承受不住了就自我了断,而有点儿利用价值的,就会成为中共官员捞钱的人质。甘肃杨改兰被剥夺低保后,选择了杀子后自杀,这也许是党国宣传的减少贫困人口的真正含义吧,贫困人口本来就是用以冒领扶贫款的人质,而贫困人员自我了断不也减少了贫困人口;中共政府的一些所谓救济机构可以用这些人质换取财政拨款或慈善捐款而充实自己的钱包,待这些本来用以救济的款项进入官员钱包后,这些可怜人也就是或者等死,或者被折磨致死。一个自闭症少年在进入广东新丰托养中心45天后死亡,原来活蹦乱跳的少年,死后瘦成皮包骨头,连自己的父亲认尸时也一时没有认出,更恐怖的是,这个少年的死仅仅是20多个死亡案例中的一个,在这所谓的盛世,不知还有多少这种人间惨剧未被揭露出来?这些弱势人群不就是那些丧尽天良之人捞钱的人质?政府也经营起了采生折割;就算你爬到了社会的高阶层,照样免不了会成为人质,郭文贵为自救、报仇爆料中共黑幕,他的妻女,家人被政府控制,岂不就是人质?709律师案中,很多律师的至亲家人,朋友同事,都被政府采取黑社会手段绑架为人质,用来强迫律师认罪。即使是狂热的党粉丝,其家人也免不了被绑为人质,微博上为党国辩护的胡正高被政府计生部门强行结扎,家人报警却被带进派出所用来威胁胡正高,也成了人质。绑票本就是中共起家时一项基本技能,如今,绑票技术更是炉火纯青,没有约束的权力肆虐,整个政府就是一伙绑匪,绑架了十几亿中国民众,按需取用。

也许不是每个个体都有这种被绑为人质的经历,但在这种绑架式统治的环境下,谁知道下一个被绑为人质的不是你呢?没有一个跑得脱。而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群人质,是中共政权用来要挟国际力量的利器。

作为一个十几亿的消费市场,中共政权利用巨大市场潜在的经济利益作诱饵,用来换取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无视,一个残酷迫害人权律师,异见人士,宗教人士,维权人士,屠杀抗议学生和市民,用计划生育国策屠杀民族下一代的最大的残害人权的政权,居然能被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还能在联合国会议上大放厥词,批评欧美国家的人权状况恶劣,这些不就是中共政权挟消费市场的经济利益诱惑国际社会换来的,而组成这个消费市场的不就是你我这样的一个个人质吗? 而中共政权回头来,再用这些利诱得来的国际支持粉饰自我,欺骗国内民众,变本加厉的残害中国民众,成为对中共有利,对中国民众是噩梦的恶性循环。 中共还采取挑动小粉红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来达到要挟的目的,涉及台独,港独的抵制明星戏码经常上演,抵制日货,韩货,美货等等,也是按需上演。中共还直接用本国民众作为筹码, 用来要挟国际社会,中共大肆关押异见人士,但到了重要的外交活动或贸易谈判时,就释放几个在国际上引发重点关注的人权人士,作为缓和筹码和谈判筹码,中共对这种绑架自己国民来要挟对方的手段,不以为耻,反觉高明,不得不说流氓、邪恶到了一种境界。我相信,有必要的话,故意制造人道灾难也能成为中共要挟国际社会的手段,毕竟绑匪不会在乎人质的死活,撕票也是常有之事,而国际社会不管出于人道立场还是出于自己国家的社会稳定考虑,更害怕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崩溃,陷入人道灾难,而到时,中共这个团伙不过是携民脂民膏,跑到他们在欧美澳早已安排好的藏身之地而已。

如果对自己的人质身份还有疑问,不妨试着把中共的所有说辞中的人民替换为人质,就能感受到那些说辞的应有之意了,再对照下中共治下各种悲剧,如果还有一点点同理心,就能慢慢理解自己的人质身份了。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两个无知无畏的人

先说个真实感受,现在如果在网络上(很久不看电视了)看到了关于习近平和特朗普的新闻,如果配上了两位的图片,我会直接拉过,直接看文字,网络有的视频配上他们的图像,我会只关注半边,有意识不注意他们的脸,看见这两位的脸,让人产生不适,与他们的相貌美丑无关。

我自己分析,人人都有厌恶丑恶事物的权利和本能吧,在我看来,他们两个就代表现在两个丑恶的东西,一个最大专制极权,残害人权国家的维护者和作恶者,一个是最强民主自由国家的破坏者。

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蛮横粗暴行为,无知无畏,现在又整出个教育要又红又专,大踏步向文革迈进,待经济出现问题,我相信文革绝对会在中国大地重演。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种种做法,对司法,媒体自由,技术官僚独立性的挑战和践踏,以及无视美国民主一些好的传统惯例,对独裁者的艳羡,推崇言论,挑起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造成美国社会的分裂,无不是对美国民主的一种破坏。而美国的一些制度漏洞在目前特别状况下凸显出来:名义多党实质两党,行政权力一极集于一人,且很多规则和传统是否能得到遵守依赖于私德,并无明确法律约束。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完善的,但的确没有一种完美无漏洞的制度,而此时,特朗普的当选确实反映了他有民意基础,就算此时天天头条丑闻,但网络上对他的支持声音依然很大---我怀疑水军组织强大;议会共和党占多数,而且主要两党几无合作;州方面,共和党也占多数;最高法院大法官也留有更替机会,留下了一方势力占绝大数的机会, 美国民主中引以为傲的多方制衡机制存在失效的可能。特朗普炒掉FBI局长后,有媒体称为水门事件重演,但其实这次的形势要严重的多,首先问题本身可能涉及到叛国,如果通俄调查属实,那罪行就比尼克松大得多了,而且当事人炒掉正在调查自己的负责人,历史从未有过,而且情势也不同,尼克松时期,民主党在议会占多数且两党还能合作,正直的技术官僚勇于抗命,本身尼克松还是在乎体面的,而特朗普就是个下三滥且周围大都是一帮一丘之貉,正直人士直接被炒,多数党是共和党且两党对立,形势不容乐观。

特朗普怎么说也是美国民众自己选出来的,与我何干?对六四的评价,已经让我开始厌恶这个人,此后对各类独裁民贼的艳羡推崇言论,让我尤其厌恶,但在海外民运或异议人士,所谓中共反贼中,不知为何有如此多推崇特朗普的人士,比如夏业良、何清涟等等。而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破坏行为,我开始担忧起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国家与国家间,人与人之间都是存在有机联系的,如果美国民主遭到破坏,不得不说是全体人类发展的一个退步,其他独裁、专制的国家由此受到鼓舞,对人权的残害会更加变本加厉。

但是,我对美国能逃过一劫充满乐观,这种乐观恰恰来源与特朗普的种种缺点,自恋自大,自作聪明,对美国民主运行机制无知无畏。多年后,回头来看,挽救美国的是特朗普的渣和蠢,而不是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体制,还真是一个无奈呢。如果特朗普是一个工于心计,对美国民主运行机制的特点和漏洞了然于胸的狡猾投机政客,此时还真是改变美国的最好时机,他有民意基础,议会多数支持,州的多数支持,大法官留有成为绝大多数的机会,如果一个狡猾的特朗普,不像这样任意胡为--有可能失掉民意基础,而是韬光养晦,用心钻营,待把美国民主的制衡体制彻底失效后,再露出獠牙,美国会如何?

此时,不论对习近平(中共)还是特朗普,我的期望不是他们要变好,而是期待他们继续按自己的套路狂奔,欲要灭亡,必先疯狂。对中共来说,不烂透长不出新东西,目前任何对中共的苦口婆心的建议,都是给中国人民虚妄希望和灌迷魂汤,给中共续命,而小粉红,自干五才是真正的“爱国”“爱民”人士;而对于特朗普,只不过是美国民主机体上一个小bug,越早显现越好,还比一个人得了病,如果一开始就能看到疮或感觉到疼痛,一开始就引起重视,倒也不特别危险,就怕一开始不痛不痒,或小痛小痒,引不起重视,到不可挽回才突发而出,那才真是危险呢。

也许真是上帝保佑美国吧,此时派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但更重要的是要引起美国民众的警觉和反思,但愿如此吧, God Bless America. 以及天佑中华。

2017年4月6日星期四

双线叙事的中国故事

首发博谈网

中共政权花费巨资进行大外宣,以欺骗或收买国际力量支持其邪恶政权,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这当然是中共一贯伎俩,就是忽悠。抗日时嘴上忽悠抗日,暗地秘密和侵华日军勾结,向国军背后打黑枪,40年代时,忽悠民主自由,蒙骗了一些知识分子,获取政权后,迎接这些知识分子的就是惨遭迫害。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共的任何说辞,连标点符号都不可信。
其实中共一直就用着双线在叙述着中国故事,就和高超的小说家一样,用两条线忽悠着民众。一条存在于大会堂,新闻联播到各级别的会议、文件中,这条就是全靠演技,是表演给民众观看的,一条存在于北戴河的浴场,各类度假胜地,某人物的会客厅中到各式会所和宴会桌上,这条线才是传递的中共真正的统治政策。这和人们常说的潜规则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所不同,这是中共体系性的,从上至下贯通的明暗两条线。
只要民众能看到的各类表演,可谓明线,从宪法到各类法律制度,从贴满大街的宣传标语到领导慷慨激昂状的会议讲话,从大会堂的会到省市各级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的会,身在其中的人怎么表演,只需旁观的民众信以为真,鼓鼓掌即可,把你忽悠住就行;你要是真的信以为真,起而行之,遭遇的就是各种碰壁甚至个人人身安全问题。
1986年,83岁的邓小平接受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不是我不想退休,我请求过多次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同意啊!”,随后,《深圳青年报》33岁总编曹长青在报纸上表明赞成接受邓小平屡次提出的退休的请求,结果该报社被关闭,83岁邓小平未退休,33岁的总编辑曹长青却必须退休。可谓:在流氓国家,你不仅不能反对头领的意见,有时候你甚至赞成头领的意见也不行!
当人大代表选举时,有些公民不愿意配合中共进行选举表演,自己按照宪法规定的要求进行独立人大代表的登记和竞选,遭来却是层层阻挠和人为设限,甚至是来自国家暴力机关和黑社会的人身安全威胁。江西新余刘萍独立参选,结果被警方警告和拘留,北京李承鹏获得足够的选民签名,却无故审核不通过,上海冯正虎独立竞选,也被拘留,连宪法白纸黑字写着的条文,中共也可以肆意破坏,还有什么话值得相信。
如今,中共搜刮到足够的财富,花钱进行大外宣,去纽约时报广场做广告,到处开办孔子学院,想要把这种忽悠的把戏,虚假的中国故事讲到国际上去,一开始可真会蒙蔽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住所有的人。
中共在国内掌握着一切与民众获取信息的资源,其欺骗忽悠手段也是炉火纯青,按照它们的需求,可以任意一个词语美化、污化、歧化甚至罪名化。
美化:对于中共所做的恶行和不利于它们的状况,或为了蒙骗民众以行罪恶勾当,它们可依杜撰出各种好听的词语,比如经济下滑不叫下滑叫负增长,工人失业叫下岗再就业,控制言论是以扫黄打非之名行之;即使有些罪恶实在无法洗地,也要倒打一耙,牵连无辜,比如嫖宿幼女,强迫卖淫,明明是官员强奸未成年人,却还要污人清白,听上去,自己的罪过倒大大减轻了。每个新赵太爷上岗,都要挖空心思提一个口号,美其名曰什么什么重要思想,其实不过是用来方便下面人站队表忠心之用,谁能迅速从上一任的重要思想切换到当前的重要思想,谁吹嘘的更卖力气,谁就是站好队了,这和赵高用来测试群臣心思的那只鹿是一个东西。
歧化:虽然中共之行与文明格格不入,但它们还要拿一些传达普世价值的美好词语来装点门面,但中共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和宣传意思与其本来意思已谬之千里了,比如爱国,在中共宣传下就是爱党;民主,在中共口里就是党作人民的主,奉献在中共宣传下就成了为党奉献牺牲,等等,不一而足。一方面装点了门面,另一方面通过强制霸占解释权,达到污染美好事物和洗脑目的。
污化:对于那些它们害怕的事物,它们就发动一切国家机器来进行污蔑泼脏水,所谓斗倒批臭。比如在正常国家里,作为社会重要力量的公共知识份子,非政府组织等,在中共喉舌及其组织的网络评论员的污化下,变成了莫须有的境外势力及代理人了,小粉红反被美化成青年楷模了。
罪名化:中共善于洗脑,去智,挑唆和利用民众,找机会就利用民众朴素的民族情感或者人性之恶,开动宣传机器,采取偷换概念,人身攻击,“中国式逻辑”推导等手段将一些正常事物罪名化,这样就可以假借法律之名压制中共不喜欢的事物了,比如公民抗争,台独,港独等,这些都是正常的公民活动或政治观点,在中共的挑唆和宣传下,变成了一种罪名,沾上似乎就要失去正常的政治权力,动不动就利用这些罪名化的词语封杀别人,大棒打压异己。此外还有赤裸裸的欲加之罪,比如藏独,达赖只是提出一种藏民自治的中间路线,并未寻求西藏独立,但在中共的宣传下,达赖成了一个分裂国家分子——其实,在正常国家里,分裂国家分子也不是犯罪分子。
中共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资源和各种忽悠手段,在明线上,用来洗脑、骗人,而暗线上,才真正传达的是中共的统治之术,各种罪恶勾当。高层的人事安排,国策方略从来就是几个掌权之人在北戴河或其他某权贵游乐之地的浴场,或某个大人物的会客厅里勾兑出来的,比如六四镇压。而最近的突然宣布设立雄安新区,此前的两会上也无风声,而据前美国财长保尔森的《与中国打交道》书中透露的不过某赵太爷的个人设想,一个千年大计就这样由一个人设想出来,然后几个人勾兑勾兑就出来了,还想成为一项遗产呢。
中共的整人史,从最初的所谓路线斗争,到江泽民开启的反腐模式,再到习近平开始采取的黑社会手段,这些罪恶何曾能见光?明线里高举反腐大旗,实质上腐败才是中共统治的润滑剂,反腐不过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兼顾了收买人心。每当重要会议之后,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各级别的会议精神传达会议,与其说传达重要会议精神,不如说是各个下级奴才站队表忠心,看谁忽悠本领强。从高层开始,真实的精神传达,一级一级,其实是通过一个个会所玩乐,一场场豪华宴会,一次次秘密勾兑传达下来的。这两个传达路线包涵的东西,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明线传达的多么美好,暗线传达的就有多么龌龊。会上大讲廉洁,会后就大肆腐败,这种例子屡见不鲜,会上大讲为民谋利,会后就是勾兑怎么把某项政策转化为肥私的通道。
中共一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共产党内的人士,个个都具有双重人格,在这种双线叙事中,大多熟练地变换着角色。不过也有少数不小心穿帮的,不小心漏出了一点真实,比如屁民,驴民,很好地展示了赵家人如何看待中国民众的,也有很多例子显示了它们对自己大会小会宣扬的东西的不屑和无知。这些都把共产党叙述中国故事的暗线展露出来了。
明线、暗线互相配合,一边忽悠,一边搜刮。而民众上当受骗后也在觉醒,如今,大家已经知道,任何党媒说的话,反着理解就对了。



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

谁是爱国者真正的敌人?

原创,首发博谈网

继日货、美货、法国家乐福、菲律宾香蕉等等被“爱国者”们抵制后,韩剧、韩国乐天、现代汽车等韩货亦加入了豪华抵制套餐,但这次抵制抗议行为的逻辑尤其吊诡,因为邪恶的朝鲜金家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已经威胁到邻国的民众和国家安全,那边的韩国为了自身国防需要部署萨德防御系统,然后在共青团、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一干党姓喉舌的鼓噪下,此前对朝鲜在家门口放核弹,朝鲜持枪军人潜入中国东北境内,俄罗斯在头顶部署类似萨德的防御系统等更恶劣事件都没有抗议的中国民众,倒莫名抗议起来了,这个G点确实奇怪!实在是找错了敌人。

也难怪,很多中国人从胎教开始就接受中共宣传机器的洗脑教育了,他们的G点完全不是自己说了算,所谓“党让怕什么,我就怕什么,党让抵制什么,我就抵制什么”,已成为条件反射,自己就是一个个木偶,线等着党来拉,本来要思虑一番的行为逻辑链条被归结为爱党就是爱国,不爱党就不是爱国,党让干的任何事就是爱国行为。在中共的长期宣传下,党等于政府等于国家,它们的很多说辞,就是利用所有民众都具有的朴素爱国情怀,在党与国家间偷换概念,将民众强行绑架到爱党就是爱国的思维定式上来,而其中的部分鸡贼人士也摸索出正确的跪舔姿势,知道哪些能让党舒服,哪些危险,于是乎,一方鼓噪挑唆,一方无脑激愤,抵制行为就这么开始了,不久后也会就那么莫名的停止了吧。稍微想想,就算包括了全部的8000多万党员,中共怎么就代替了十几亿的中国民众呢?在现代正常国家里,政府是得到民众授权来执行法律,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机构中掌握最大权力的人是由民众选择出来的,党不过是为了组团竞争这个岗位形成的而已,国家一直存在,党倒不一定,但在中共宣传口里,似乎党生了这个国家,而且党没了,国家就没了,岂不荒谬。
中共不停的灌输好事都是党赋予的,而坏事都是敌人破坏。使自己的民众感受到四面都是敌人不是它们外交无能,而是它们需要这种感觉来麻痹民众,教唆民众,为己所用,是中共维持统治的需要,但实际上,对这个国家犯下最大罪行的就是中共这个组织,国家真正的敌人是谁也就呼之欲出了,它们老高喊爱国,却从成立那天起,干的就是卖国勾当,它们把反对中共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污蔑为汉奸、卖国贼,就像盗贼喊失主为贼了。

爱国当然没错,除非像中共那样“爱国”,这个我们要爱的对象包括些什么呢?至少得包括这个国家的土地、资源和环境,居住在此的民众以及民众持续形成的文化、语言、历史、社会共同价值等精神资源。而中共是怎么对待这个国家拥有的这些呢?

1、土地,从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就不断将土地奉送给俄罗斯、朝鲜、越南等国家,为了结邻国之欢心而维持自己的统治,讽刺的是,最大的卖国贼团伙在有需要的时候。又利用钓鱼岛、南海诸岛等争议领土来挑唆民众情绪;
2、资源环境,蛮横无理而又贪婪邪恶的中共一直在抽干国家的资源,糟蹋着生存的环境,人为制造着生态灾难,在中共治下,土地、水、空气等等无一幸免,连麻雀也连带遭殃,糟蹋了环境不说,连民间那些关注环保的个人和组织,它们还要罗织罪名,批捕入狱,比如:曙光环保公益组织因进行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并将检测的数据公之于众,其发起人刘曙竟被以“泄露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为由拘留10日,污染了也不许你调查,调查了就处理提出问题的人,中共权力之邪恶,大体如斯;
3、民众,其实一直是中共的砧上鱼肉和“巴拿马”权贵的提款机,计划生育就是国家层面上执行的直接从子宫就开始的种族屠杀行为,户籍政策就是国家层面的针对本国民众的赤裸裸的歧视,区别对待,说是一种奴隶制度形式也不过分,直接关系着民生的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等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大多没了下文,不见追责,不见制度改善。那些为中共改善人权和法治提供援助的国际力量,被宣传为西方敌对势力,而实实在在门口放核弹,军人持枪入华杀人,制假钞,贩毒品的朝鲜被宣传为兄弟友邦,中共从未把民众的福祉作为其决策的出发点,它们的任何决策都是基于如何维持统治和如何更有效的压榨;
4、文化等精神财富;中共通过各种运动把中国人改造成蝇营狗苟、弱肉强食的丛林生存者,不讲究什么独立人格、自由灵魂,不讲究什么公序良俗、正义公理,这些美好事物当然也存在于民众心中,但大多数也扛不住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洗脑毒害和切身的无安全感的利益考验,民众因为恐惧和在被中共挤占后的逼仄生存空间下,不得不采取这种丛林式的生存策略,即使走出国门,毒奶也一时无法清除,其恶之源还是在中共。中国民众和任何国家的民众一样向往着美好,君不见那些前赴后继,铮铮铁骨,不畏强权,为弱者发声的维权人士们,比如709律师群体,君不见5.12大地震时,民间八方支援和执着追求真相的公民意识与当权者的贪婪、专制之恶形成鲜明对比,君不见那年7.21北京雨灾时在微博上呈现出的社会协作,民间志愿行动的能量,也许中共害怕这种能量,再看看现在的微博,在中共的打压下,在共青团等要占领舆论高地的党媒的无耻表演下(看看最近共青团的甩锅表演),各种奉旨发帖的评论员攻击谩骂下,彻底成了一个粪坑。而各种承载传统文化的文物遗迹和大师也被大规模破坏和迫害,不仅仅文革,利欲熏心的中共团伙一直都在破坏着,比如很多旅游景点的遭遇;
5、语言,中共对中国人语言的破环是不那么显而易见,但也是一种彻底的破环,语言作为思维的一种承载,话语方式对思维能力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耳闻目染空洞、虚伪、毫无逻辑,有时甚至血淋林、杀气腾腾的党宣教文章和“领导讲话”,一个人也会悄无声息的被套入这种话语体系中,思维、写文章、说话有时候条件反射似的使用了它们的那一套,网上看过一个视频,十来岁的青少年,其演讲也带着别扭的党八股的腐朽之气。

中共对这个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着彻彻底底的持续姓的破环,有的破坏是不可逆的。改革开放,不过是稍微去掉了一小部分强加于民众的镣铐,靠牺牲掉子孙几代的资源环境换来的发展,其成果大部分被权贵们搜刮转移,民众们获得一点残羹冷炙,反被中共宣传为它们的恩德,如今,对内欺骗、压榨,对外撒币、渗透,经济上靠超发货币、房产泡沫支撑,使用下三滥的黑恶手段管制为不平敢言、敢为的人士,愈发蛮横专制,了无民间-政府互动空间,听到一点批评,便罗织泄露国家机密、煽动颠覆等莫须有罪名将异议人士下狱,如此管理国家会有什么前途?继续做梦吧。
如果你爱这个国家,就会去爱惜这个国家的土地、资源和环境,去了解或欣赏居于斯的民众和他们创造出的文化,品味这个国家丰富的语言及其表达出来的美和善,批评这个国家的不足之处进而投身其中做出改变,而中共如此一个罪行累累的邪恶团伙,不仅自己去破坏且不许其他人批评,还限制、迫害真正爱国者的改变行动,难道不是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敌人吗?反对中共才是爱国的基本形式。中共一直将党国不分,还将党置于国之上,这就是绑架这个国家的土地、资源、民众等为它一党之私利服务,更准确的说为党内那一小撮权贵集团的利益服务,一边压榨吸血,一边绑架民众为人质要挟国外之正义力量。“奉旨抵制”,“奉旨翻墙”,“奉旨发帖”时,还是稍微想想,谁才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

中共的罪孽,决定了改良道路不通

首发博谈网

贾敬龙案,在众多法律专家的呼吁下,民众的围观下,还是没能刀下留人,这个事件不过是在中共的血债账簿上又添一笔,本来,中共政权就没有给民间力量留一丁点儿互动的窗口,那些还在寄望中国能走改良民主化道路的人士也大概能看出中共政权更没有给中国人民留下改良路径的选择余地。

希望能够像台湾那样走改良的民主化道路,至少需要三点条件:1、有底线的、良知未泯的统治集团;2、民间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和配合;3、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三点在目前的中国均不存在:1、罪恶滔天的历史和丧尽天良的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共统治集团是没有底线的,它们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可以任意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来交换,屠杀平民、出卖国土、破坏生态在所不惜;2、民间充斥的就是被收买的伪精英和被洗脑、被绑架的民众,修改下资中筠的说法,就是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中间还是狗奴才,其实目前处于上面的比慈禧还残暴,而且还是一个集团。在登峰造极的社会控制下,那些坚持抗争的斗士,大部分民众压根儿就不知道,甚至在中共的污名化下,会憎恨这些真正的民族脊梁,此外反对势力还没成型,就有些混入异议圈的人士在制造着内讧,不得不让人痛惜;3、国际社会的压力不仅不复存在,甚至还有和中共沆瀣一气的趋势,十几亿的消费者被中共绑架,变成人质,用以要挟国际社会,搜刮的民脂民膏用以收买国际社会,而自由民主国家大多为了经济利益,与魔鬼进行交易,忽视普世价值因素,中国人权问题被提起时,不过是一个交易谈判筹码而已,这与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美国施加的强大压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最关键的就是中国民众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集罪恶之大成的统治集团——中国共产党。其罪孽之重,已让它自己失去了和解的资格,也让民众失去谅解它的可能,它们自己深知这一点,因为它们了解自己的罪恶历史,无法和解,只能变本加厉的用暴力机器维持自己的统治,能支撑多久就支撑多久;而民众对其罪恶的事实和实质都不太清楚,于是还抱有幻想,其实简单梳理下中共历史上犯下的罪恶,也能看清这个党的实质了:它们就是一个持续屠杀中国民众的犯罪集团,本文就分几个阶段大概梳理下其犯罪历史。

1、中共初创阶段的敲诈勒索、杀人越货

现在,中共喜欢污名化异议人士为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一小撮,实质上中共就是在货真价实的境外势力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把一个他国领导人称为慈父也是毛泽东自己叫出来的。而在初创阶段,除了国外势力的资金支持外,中共就是靠抢劫、绑架、勒索的犯罪活动以及种植、销售鸦片(中共称之为特货)来筹集经费的,这些历史在陈毅“元帅”的回忆录中被他津津乐道,被方志敏砍头的传教士师达能、史文明夫妇就是一个中共如何筹集经费的案例。

2、抗日战争时趁火打劫

在日本侵略的国难当头时,中共干的就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命运为赌注,消耗当时的国民政府实力,来发展壮大自己,中共自己的方针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个方针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由毛泽东讲话提出(在严肃历史学者中有争议,但也承认此后的中共行为符合这样的方针,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记载,原话更曾经在中国共青团的官方网站上贴出来过,被微博网友发现后发出来传播,但很快被删,共青团官网也很快修改),但比较中共、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实力对比和抗日战争期间的实际所为,也知道中共在抗日中到底做了什么。除了七二一方针,中共还十分宣传,连115师在平型关袭击日本一个辎重队的战斗,本身也不过是国军太原会战中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在中共历史书上,忽略国军,被塑造成中共的平型关大捷,侧面说明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实际作为,但在中共的宣传下,它们倒成了抗日的中流砥柱,团结抗日喊的震天响,背后朝国军打黑枪,可谓靠宣传抗日,这个中共“光荣”传统一直发展至今,成为横店抗日。日本学者远藤誉在2015年、2016年出版的书中揭露了毛泽东在抗日时期与日本勾结的历史,现在中国的舆论环境,在党媒的教唆下,喜欢给异议人士贴汉奸、卖国贼的标签,中共才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汉奸,不仅在抗日时当汉奸,在建国后,依然在送国土给越南、朝鲜、苏联等,卖国还算交易,送国土算什么?

3、国共内战时以平民为炮灰

利用国军被消耗的时机,一边假意谈判,一边积极调兵,挑衅国军,发动内战,把刚刚结束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再次拖入战争泥潭。在内战中利用人海战术、围城等毫无人性的战术制造大量平民死亡,利用平民百姓做炮灰来要挟,以取得胜利,长春围困战中禁止城内百姓出城饿死十几万民众,是中共精心策划的恐怖手段和系统化暴力的一个案例,利用平民做炮灰掩护的人海战术也被中共采用,这在一些中共将领和国军将领的回忆录中有所记录。

4、建国后三大改造,反右等各种运动

中共建国后,通过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就是对土地及土地耕种的农民、手工业者、工商实业的抢夺,土改中对所谓地主的斗争,公私合营对企业家的掠夺,整死、逼死大量民众,抢劫完成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来由邓小平宣布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乎对民众的抢劫一直在持续进行着,参考近些年的拆迁和一些私营企业家的下场。反右是毛泽东用引蛇出洞之计,大规模消灭知识分子和社会独立思考、抗争意识的运动。此外还有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等各种运动,总之就是通过各种运动,消灭了自耕农民、手工业者、工商实业者、知识分子等等,把一切资源收归中共所有,其他人全编为奴隶,不愿成为奴隶的全部杀掉。

5、朝鲜战争

中共在建国后,也发起过好几场战争,都不过是统治集团为了自己利益和意气,拿中国年青人当炮灰的不正义战争。朝鲜战争就是个典型,为了扶持一个一丘之貉的邪恶政权,借债支持不正义的侵略战争,阵亡十几万人。

6、大跃进及后续的大饥荒

完全因为人祸,饿死至少3000万人,然后拿老天爷来顶锅,就算只有这一条罪恶,还怎么能谅解共产党这个犯罪集团?大跃进和大饥荒就是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党羽精心策划一次“请君入瓮”的抢劫、杀人计划,在那个一人集权的体制下,先蛊惑、诱导下属自我制定一些达不到的目标,再通过一级一级放大,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强加于民众肩上,最后通过暴力榨干民众的最后一颗余粮,最后一滴血,限制民众流动,那等待民众的只有活活饿死;而中共用抢劫来的粮食换来维持自己统治所需的武器和境外支持及还债。

7、文化大革命

一场对中华民族整个社会、文化、民众等方方面面的浩劫。将中共建立以来的种种暴虐手段推向了第一个极致。大量的民众在被统治集团(主要就是毛泽东)故意挑动的暴力中被杀、大量的知识分子、无辜群众在运动中被迫害至死。

8、80-90年代

那些向往80年代的文艺青年,一定不知道严打、六四天安门屠杀以及大屠杀后全国范围的清算——不断的小型屠杀;一定不知道血腥的计划生育政策张开了血盆大口,开始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下手了,一手杀人、一手抢钱。

9、21世纪以来

经过之前的各种运动式杀人,中共开始转向利用掠夺式的经济政策,系统性的社会不公制度,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杀人:对没满足官员胃口的企业家,利用“法律”手段入刑、甚至杀人越货;对普通民众,失业、侵占土地、血腥拆迁、环境破环、暴力维稳;不受控制的暴力机器制造了多少不正常死亡案件而又不了了之?多少人祸灾难使大量民众无辜死亡? 对维权、抗争人士的残酷镇压————在这些过程中,常见临时工、黑监狱、辅警、协警,专案组等等,这就是所谓“市场化”杀人,就是把杀人“外包”了,一是通过表面为经济行为,实为中共背后操纵的一套掠夺体系来或软性或硬性的杀人,二是通过对暴力机器的包装,把作恶、杀人的执行者变成临时工,辅助、协助人员等等,中共政府作为作恶主体,把作恶服务“外包”给了一些无编制的人员或企业甚至武警、军队等(实质上是一伙儿的),而中共获得了一个缓冲民意压力、推诿、找替罪羊的手段。

综上这些都是中共对中国民众、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而沾满中国人血泪的中共,不仅不反思悔过,还在持续宣扬对中国民众的恩德,宣传它的伟大、光荣、正确,如此无耻的犯罪集团,如何去谅解,如何与它们和解?其实它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至少自我表扬三次:一次是制定了无比正确的决策,一次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次是光荣的纠正了这个巨大的错误,这也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来历吧。


不管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中共都是在牺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来换取统治集团的利益,上面只是梳理了中共屠杀中国人的历史,自成立以来,它们就在不断的杀人!杀人!而它杀了人,既毫无反思之意,还要求你感恩戴德,然后继续杀人。如此无底线、良知泯灭、贪婪、永远“伟光正”的犯罪集团,怎会选择改良?

同时中共也清楚知道自己罪无可赦,也只能走向一个继续靠暴力维持、继续犯罪,最后自我毁灭的道路。而善良的民众,放弃幻想吧,因为幻想是自己的麻醉药,是中共的救命稻草,不能抗争,至少不要合作。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收集:关于贾敬龙案的网友评论


2015年2月19日,石家庄高营村,村民贾敬龙用射钉枪,当众干死了村支书何建华。何是村霸,家产过亿。从2009年起,他勾结黑白两道,抢了村民2000余亩土地,谁敢不从,就断水断电,暴力威胁。2014年,何指使手下强拆贾的婚房,殴打他全家,埋下仇恨的种子。我挡不住你的推土机,你也挡不住我的子弹。


@szxiaojl:李悔之:贾敬龙案,张耀杰透露一个细节让我不寒而栗:何建华作村官后实行家长式统治,横行乡里、恶行屡屡。然而却仍然风光无限。如果不是遇上贾敬龙,他现在仍是坐拥亿万的土豪村长。然而就是这种人,死后没几天儿子竟成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看看何志辉现在的德性,纵然贾敬龙最终逃过一死,二十多年后重新回归社会时,也难逃新的一劫了!(原拆迁地现已建成高楼)

@shevalxj11:从贾敬龙的遭遇,亦可窥得无权无势的年轻男性在你国几乎必然命运的冰山一角。婚房被强拆后立刻就被未婚妻甩了这一点,作为他选择奋起反抗的决定性因素,绝不可忽略。#早移民早活命

@烟萦刺虻:面对不公、强暴与无耻,如何活下去?这不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多余,而是良知真切的痛楚。正义可以隐匿,但活着,却需要勇气:弥散的忧郁症诡异地淹没了王子的疯癫。靠什么在空荡中站立:天堂、地狱?或是斯多葛式的坚毅?绝望是一种力量,无论凭依什么,生命的濒死总不会无声无息:它正在沉厚地聚集。

xWall: 贾敬龙不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匪共对任何反抗都要掐灭,连想想,说说都不行,别说还行动杀人了;但贾告诉后来人,反抗就要彻底,别不杀干净,更不要傻呵呵的去自首,和毫无底线的邪恶政权讲什么规则、道义

@pearlher:中国基层黑社会化真不是一个形容词。#贾敬龙死刑村长是两劳释放人员,并且两次服刑。我国提拔官员,这是英雄不问出处。

@鲁南一冰:包括律师在内的很多人对贾敬龙被判死刑提出了异议,都在呼吁刀下留人,但我对这种呼吁的结果却不看好。因为他杀的是官,纵使这个官级别再小,平日里再作恶多端,那也是官的一部分,如果对贾敬龙缓杀或者不杀,在有司看来,就是对草民反抗恶官行为的一种鼓励。它们会鼓励民众杀自己人吗?

@上海老顽童吴德余:呼吁刀下留人的都是本着慈悲心,本着坚持法律的公正性。但是,众们都忽视了当今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敢违抗大小统治者的,无论是贩烧烤的小贩夏还是被毁了婚房的农民贾,都必诛;这与但凡献媚的,不论是那个菲岛的骗子大嘴还是白灵大妈,哪怕再臭名昭著,也必须视若亲人热情拥抱是同一个道理。

@wmeng8: 贾敬龙案感想:以前,土匪进村打家劫舍,打死土匪免责。后来土匪掌管制定法律了。就把这条废了。变成了:到你家打家劫舍,你要配合。不配合,打死你,你活该;你打死土匪,土匪就可以判你死。
@一团和气2009:以暴易暴,或许是底层讨要说法的唯一手段。贾敬龙是反抗的一个案例,也有以自残反抗无效而更惨的,还有很多不反抗的我们不知道,每个做法都有代价。而诉诸法律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方法,却因为司法没有公信力而失效。当你处在贾敬龙的位置时,你又有多少方式可选择。

‏@RedDustGuest :其实,如果你站在习近平 的角度,你会杀贾敬龙 吗?答案是显然的:会。如果你连一个为你卖命的最底层的走狗都不能袒护,官愤难平;而民众的反抗等于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鼓励。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黑帮,犯我帮众者,必须死。
@yangpigui:说句“从良共知”不爱听的话:杀贾敬龙乃是帮派铁律,跟什么法治、什么废除死刑统统不沾边。都歇了吧,看你们丫的文章真累。共产党是一个帮派,帮派自然有帮派的帮规,有些人还真把它当执政党了。

@yi2936 :中共执意要处死贾敬龙,从贾敬龙的案情长期被中共语焉不详的报导,直到判处死刑的今天也只是略知梗概,可见中共处心积虑避免舆论的关注和压力,因而也就不难知道中共从始至终就是要杀贾敬龙。罪无可赦的谷开来硬是不杀,因为不杀谷开来有利笼络安抚中共高官贵戚,有利凝聚中共的统治力量和共识。

@麒域无疆:倘若坚决处死贾敬龙,下一个反抗者很可能会杀光作恶官员全家。目前大家呼吁高法刀下留人,是弥合社会裂痕的积极力量。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如果这一态势不加以遏制,光杀复仇者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

@李庄:贾敬龙今天走了,走的很无奈,杀村长罪大,但不恶极,相比直辖市市委书记夫人谋杀英国人,其杀人的预谋和手段、杀人工具(难以搞到的剧毒)、杀人方式、杀害对象、杀人后果及影响……他都是小巫见大巫,再比较副省级公安局长协助夫人策划杀人地点、帮助毁尸灭迹……贾敬龙屁都不是。然而,他还是走了

@wentommy: 均故意杀人,薄谷开来,纤纤玉手,酱油壶举,西人伍德,化作青烟,驾鹤西去;贾氏敬龙,燕赵布衣,匹夫之怒,血溅五步!浪漫者谷,斩监侯,凭夫君级别,化民脂民膏雍容终老;悲壮者贾,斩立决!于众目睽睽,因快意恩仇天堂尚飨

@王冲:农民贾敬龙,被强拆,杀人,死;官员贪污多少也不死。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是也。

@duqin64:不杀贾敬龙,以后再没人敢给他们当打手了。——就这一条,足矣。

@辛可:为什么贾敬龙会死,道理很简单,我告诉你,其实跟法律(死刑存废)没多大关系,也没有太深刻的政治含义。原因只有一个,以后还搞不搞强拆?如果不搞了,那实在没必要杀掉他,让人骂,何苦呢,他们也不傻,或不在乎别人骂。如果继续搞,那他大概非死不可,否则谁以后还敢强拆呢?如果你找到了以后他们要不要继续强拆的答案,自己会得出他会不会死的答案。

@wmeng8:夏俊峰被处决,说明生存有罪;杨佳被处决,说明反抗有罪;呼格被处决,说明报案有罪;徐纯合被处决,说明上访有罪;贾敬龙被处决,说明私产有罪……他们都被处决,中国的法律有罪,我们,活着的所有人,都有罪!——苍山独厚。看看大小当官的,贪多少做恶多大,有判死刑的吗?

@suyutong: 小时候听中国传统评书,最迷人的部分就是劫法场。现代社会有血性的人都被匪共联合没有血性的人给杀死了。

@suyutong: 他不是被执行死刑,而是被党杀害

@看夜的眼睛:杀了贾敬龙,遍地文海兄!不信?走着瞧!

@天涯赵瑜:杀贾敬龙的意义可能并不是正面的,反而会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既然自己维权多年后杀人,也是死刑,那么,底层民众的法律意识本来就淡漠,他们会完全避开法律,直接暴力。这样的话,法治将成为一句空话。

@上海老顽童吴德余:将贾敬龙与薄谷氏两件杀人案作个对比是有趣的也是有必要的。如果没记错,两者都是故意杀人罪,都是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同的是前者是在大年初一大庭广众之下杀,后者却是月黑风高偷偷摸摸地杀。当然不同点还有很多,比如两者身份贵贱不同,最后的结局也不同,前者“死而无缓”,后者“死而可缓”。

@金满楼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射钉枪杀村长。贺龙生对了年代,贾敬龙可就惨了~

@上海老顽童吴德余:贪官污吏遍地,强征血拆横行,杀一个贾敬龙容易,但你杀得完吗?恐怕只会一天天多起来。

@可西西:贾敬龙一案,和他一起死掉的,还有我们法律的公正性。对于不服从拆迁条件的拆迁户来说,他们的抗争常常以悲剧收场:自杀、意外死亡、杀人,在“公正”的法律面前,拆迁户的暴力是“罪当处死”,而拆迁队的暴力则是“合法合理”或“不当”行为。

@zhangzhongshun :微博、微信、qq满屏都是#贾敬龙。 我们都希望社会往好的地方去,不希望官民对立,希望谷开来能活下来,贾敬龙也能活下来。可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丝毫不留情面地打击者我们! 表达的含义是:中国大陆社会在溃烂中,社会应有的纠错功能丧失了。
@朱孝顶律师:起初他们杀了曾成杰,你没有说话——因为你没有搞集资;接着他们杀了夏俊峰,你没有说话——因为你不是小贩;后来他们枉杀雷洋,你没说话——因为你不是中产硕士。接着他们杀了刘大孬,你没有说话,因为你不是小货车司机。接着他们要杀贾敬龙,你还没有说话,因为你的房子没被拆迁;最后他们奔你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了……

@朴抱一: 既然贾敬龙死刑已经执行,你们把弄死雷洋的交出来吧!都是命,谁比谁尊贵多少?

@gaoyu200812:贾敬龙狱中绝命词《沁园春·别》。有感这位冤仇缠身的农家子弟,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今当刑离,半梦消断”,“但已矣,恨有幸人来,泪与君别。”不知他在死牢中,最后见到的是谁?不满三十岁的死囚,慨清白颠覆,念香花幽草,更令人疾愤司法之不公。

@张雪忠:虽有社会各方的强烈呼吁,贾敬龙最终仍被处死,这在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政治现实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反思自由派阵营一贯的话语模式。长期以来,众多自由派人士对当局的喊话,都停留在劝导和批评层面,试图以此影响当局的作为,并取得某种双赢局面。但这种以私人情理逻辑取代政治权力逻辑的喊话,不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而且使得自由派阵营一直无法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政治关乎现实的权力得失。试图通过自欺欺人的劝导,让当权者改变有利于他们的权力格局,这是一种非常幼稚和糊涂的想法。只有用新的“反对和抗争话语”,取代旧的“劝导和批评话语”,自由派阵营才可能发展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进而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推动和领导作用。

@匿名: 死刑若只为草民而设,那丧钟将为权贵而鸣


《沁园春•别》

今当刑离,
半梦消断,
一往无前。
纵万般洒脱,
玉石莹莹,
清白颠覆,
自有堪堪。
绛河澄澈,
皓月婵娟,
思凝眸。
哀空残月,
待憔悴,
或余日无多,
肝胆涅槃。
世间何其涟滟,
常愁余放风倚阑看,
念香花幽草,
犹忆偏爱,
蛐鸣蝶舞,
览尽风姿。
一任孤掷,
贾在高营,
惟是泯仇愧泽酬。
但已矣,
恨有幸人来,
泪与君别。

贾敬龙,2016年农历秋月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被方志敏砍头的传教士夫妇

来源:网络

被方志敏砍头的传教士夫妇


方志敏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对于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他在国民党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曾被选入大陆的中小学课本,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热血沸腾。方志敏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残酷是毫无疑问的。他曾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和处死地主——亲叔叔方雨田。也曾绑架美 国传教士夫妇,索要巨额赎金,被拒绝后将两人砍头。

一、擅长绑票的财政部长

1931年11月,中共在苏联人的全力襄助下,在属于 穷乡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是赣南、闽西两块叛乱根据地,全盛时期也不过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 250万人口。这些地方多为老少边穷,军阀们都懒得哄抢之地,这是中共根据地能够得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国家的顺利运转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靠苏联人给的卢 布建国可以,要维持温饱外加持续作乱就有点困难。中共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甚至还发行过所谓“五次围攻决战公债”,但是面对一堆穷人发 债效果可想而知,,而当辖内仅有的乡绅也被榨干后,走投无路的红军领袖们和如今的索马里海盗殊途同归,想到了同一条道路——绑票。

方志敏在1931当选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这个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

方志敏初尝绑票生意的甜头是在1930年,当年7月, 面对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建议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 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此外,方志敏 此行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的家人的巨额“赠款”后(据方志敏 女儿后来回忆,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这些外国商人得以释放,但是对自己的同胞,方志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景德镇富甲一方、也 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本人也被方志敏无情的砍了脑袋,谋财害命、杀鸡取卵,这可能是当今的索马里职业绑匪们所蔑视的,但 对于革命者而言,这简直是伟大的事业,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绑票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劫“廿八 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自唐朝开埠以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 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二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 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 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 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至此萧条,再无恢复。

二、师达能夫妇被撕票事件

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无力在 根据地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只能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仓促败退,为牵制国军,给主力部队的撤退留出时间和空间,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组成 新的红十军,由方志敏领导,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只所谓的抗日先遣队并没有奔向有日本人的北方,而是径直朝东,往根本没有皇军影子的 安徽、福建、浙江方向如丧家之犬一般仓皇出逃。

1934年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 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在此,红军领袖们故态重萌,抓获了在此传教的美国人师达能夫妇和他们年仅两个月大的女儿海伦后,在往昔经验的鼓舞 下,以为大好的生意又来了,立即要求师达能夫妇传信上海教会总部,两万大洋前来赎人,但是这群自以为有信仰的绑匪遇到了更有信仰的基督徒,师达能在写往教 会的信中,丝毫不提赎金,只是淡淡的写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在师达能夫妇被绑架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了帮凶和看客,3个伟大的中国普通人出人意料的成全了忠义,在两天的时间中演出了一本完整的赵氏孤儿。

被绑当日深夜,婴儿海伦受惊啼哭,看守的红军士兵极为 不满,建议杀之,一个同被关押但即将被释放的中国无名氏挺身而出,责问士兵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怒问到,你愿意替她去死吗?旋即,此人慷慨成 仁,但婴儿海伦由此幸运存活。(《慷慨成仁:殉道的师达能夫妇》,1935年中文版)

次日,“先遣队”押解着被捕获的人员及劫掠的大量物资 前往庙首镇,在得知师达能夫妇无意向教会申请赎金后,师长寻淮洲恼羞成怒,在庙首镇举行群众大会,欲将师达能夫妇斩首示众,即将行刑之时,一个当地的基督 教徒张师圣突然冲入刑场,再三恳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随后从张师圣的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于是,寻淮洲便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为 名,将张师圣和师达能夫妇一起斩首。(《旌德县志》兵事纪略,1992年版)

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另一名中国牧师卢克周潜 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克周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 北上,沿途寻找乳母喂哺艾伦,最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

个人认为,这段貌似普通的历史,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美与丑的经典范例,残忍与仁爱,伟大与渺小,卑微与崇高,无一不在凌厉的对峙。

三、方志敏们的末日

师达能夫妇遇害一案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绝不亚于号称民国第一大绑票案的临城大劫案,在美国政府和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民国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

从直接责任人的角度,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无疑逃不脱干 系,但是方志敏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恐怕就更难逃刽子手的名声,方在被俘后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专门有“我不相信基督教”的一节,方学生时 代被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著名的江西九江南伟烈学校(教会学校,方志敏曾于1921年求学一年)接受了他,在方志敏参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动 “行政公开、推翻专制腐败校长”的罢课请愿等活动后,仍然没有开除他,但方志敏似乎对此毫无感激之意,他写道:“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十们,实际上 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 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所以从方志敏的表态来看,无论是他还是部下寻淮洲,谁下命令杀害了师达能夫妇简直都不奇怪,民国政府把这两人作为撕票事件的头两号疑犯,实属良有以也。

寻淮洲在杀害师达能夫妇后不到5天,就在太平县谭家桥 伏击战中被击毙,所部流离失所,损失惨重,方志敏率红十军剩余部队被迫向闽浙赣边界逃遁,进至江西怀玉山地区时被国军包围,经7昼战斗,这支从未与日军照 过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少部突围外,主力基本覆没,红十军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继任师长王如痴被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 主席的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金竹村的一个柴草堆中被抓获,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的传教士在寄给上海教会的信中这样描述道:“对屠杀师达能牧师夫妇事件须 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一姓王,一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成千上万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兴奋起来。”

三人后来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执行死刑。

四. 关于师达能夫妇

1934年,年轻的史能达(John and Betty Stam)夫妇在毛泽东长征初期,壮烈殉道,这是在无神论权势下第一对殉道的宣教士。

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又译史坦,1907年1月18日-1934年12月8日)于1907 年1月1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帕德逊镇(Paterson, New Jersey),父母亲来自荷兰,父亲彼得(Peter Stam)起先从事建筑业,继而发展房地产、保险业和木材生意而致富。夫妻二人皆为敬虔的基督徒,共养育六男三女,师达能排行第七。他们同心建立起一个基督化家庭,以圣经教导孩子们。彼得还热心传福音,创立了“希望之星宣教会”(Star of Hope Mission),专门帮助醉汉、堕落者和未曾听过福音之人。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退休的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 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毫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黄锡培著,《舍命的爱》,第416 页)在裴忠谦牧师的祈祷会上,师达能认识了女同学史文明(Miss BettyScott 又译蓓蒂)。

史文明于1906 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史医生夫妇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史文明在中国长大,以后回美国读大学和慕迪神学院。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决心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记念3中国人灵魂的需要,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为好朋友。 1931 年春,史文明毕业,遂加入内地会。同年秋,启程赴中国宣教。临行前,她与师达能一起来参加最后一次祷告会。会后,他们把两人相爱的消息告诉裴忠谦牧师,并决定把他们的婚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深信衪必会成全。1932 年6 月,史文明在扬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 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1932 年7 月初,在内地会招募200 名勇士的呼召中,师达能也被内地会接纳为宣教士,乘船前往中国宣教,10月12日抵达上海,史文明早已等在码头接他。二人在上海订婚后,师达能被安排到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仅五个月,他就顺利通过第一级考试。之后,他被派往安徽舒城,与当地宣教站负责人白安基夫妇(Mr. & Mrs. George A. Birch)一起宣教。他们常随当地教会的宋长老(Elder Song)一起到附近村镇探望信徒和传福音。从这位热心爱主的宋长老身上,师达能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

1933 年10 月25 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新婚蜜月后,二人于11月下旬同返舒城。此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布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刚刚开辟的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汪仁宣教士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接替主持这里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回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 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现实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卢牧师(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卢牧师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回布道经过这里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1934年9月,史文明的产期临近,他们就留在舒城待产。稍后,乘火车到芜湖。9月11日,他们的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诞生。当史文明尚在芜湖调养之时,师达能即随顾芳德教士(Erwin A. Kohfield)一起到旌德进行实地考察。

因为旌德一带常有红军出没,并曾一度占领旌德。当时,师达能一家将要被分派到旌德工作,为安全起见,他们先到旌德实地考察,以作定夺。当他们见到旌德县长并征询他意见时,他表示欢迎,并承诺若遇危险时,他可以派兵保护他们。师、顾二人也顺路到庙首,再次受到王太太的热情接待,使师达能十分感动。他在信中特别提到此行:“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 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 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 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同上,第420-421页)

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抱着初生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县。史文明忙着布置新家,照顾爱伦。师达能开始计划宣教站事工,探访信徒,还特别约卢牧师于12 月7 日来庙首相会,商讨卢牧师搬家来庙首等事宜。稍事安顿后,师达能又特地去拜会了彭县长(Mr. Peng),县长再次向他保证他一家人的安全。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后,正在给爱伦洗澡。忽然枪声四起,不久,红军已涌入城内。有信徒来报,红军已将城包围,如今正在逐户搜查,街上一片混乱。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将婴儿包裹,并把两张五元钞票用别针别于衣内,还为婴儿备了些食品,以防不测;师牧师则带领家人与仆人一同跪下祷告仰望主。顷刻间红军士兵进门, 师达能夫妇以礼相待,并且把一切财物都给他们,但红军还是要把他俩和婴儿一起带走。当仆人欲跟随同去时,红军以枪阻止。

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共产党的手上,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 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赞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 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占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求神赐福及指 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主内师达能手书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同上,第421-422 页)